【蜗牛棋牌】科幻电影,凑热闹不如打基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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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2019年被称为“国产科幻片元年”。但自《流浪地球》后,科幻电影并无新的佳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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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2019年被称为“国产科幻片元年”。但自《流浪地球》后,科幻电影并无新的佳作。

   今年8月,国家电影局、中国科协印发《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》,被称为“科幻十条”,大力助推科幻电影发展。“科幻热”的背后,是市场的供需矛盾,也是专业人才的极度紧缺。面对科幻片,华语电影人应该如何努力呢?

   王红卫

   资深电影监制、编剧、策划。1991年至1995年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。1996年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。1999年至2007年分别赴德国、美国访学。2006年至2012年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主任。

   参与策划和编剧的主要作品有电影《疯狂的石头》《无人区》《心迷宫》《暴裂无声》《被光抓走的人》《疯狂的外星人》《流浪地球》等。

   这是王红卫第二年参加蓝星球科幻电影周。国内以科幻为主题的电影节展本就不多,而每一次几乎都能见到他的身影。

   论坛上,主持人让“金牌策划”王红卫聊聊,近期科幻项目观后感究竟如何。他调侃道:“科幻太热了,项目特别多,评审都不够用,似乎总是我们这几人,脸都看腻了。”

   观众爆发出笑声,继而又短暂的沉默。

   干完评审的活儿,还没来得及参加颁奖礼,王红卫就急匆匆赶高铁回北京,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他。

   傍晚,途经南京牛首山下的星巴克时,他特意要了一杯拿铁咖啡,“醒一下脑”,立即埋头于手机上的工作。这样的忙碌状态估计还要持续很久,只有春节可休息几天。

   疫情并没有浇灭人们对科幻的热情。作为《流浪地球》的策划、编剧,这一年,王红卫收到了许多科幻剧本。但是,“大多质量堪忧”。

   以科幻电影的眼光看,它们没有达到科幻的基准线。如果不以科幻,仅以普通类型电影的眼光看,好像一夜回到15年前。

   那是2005年,中国的电影市场刚刚起步,观众再次走进电影院,所有人欣喜不已。

   在大学导演系教书的王红卫忽然发现,自己再也无法享受闲暇时光了。伴随中国电影市场的兴起,他开始变得忙碌。一大堆剧本和项目送到他的手上。彼时,他的观感是一些项目并非能否赚钱的问题,而是连基本的剧作常识都没有。

   经过15年的发展,电影项目的常识性错误越来越少。直到这两年,忽然热起来的科幻电影,又让他仿佛回到15年前。

   一切,让人喜忧参半。

  科幻片绝不只有太空、人工智能等几个既有类型

   解放周末:这是您第二次参加蓝星球科幻电影周,创投项目的质量比一年前有所进步吗?

   王红卫:比起我之前看到的剧本,以及平时接触的社会项目,确实有一些进步。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愿意继续“掺和”科幻电影这件事的一个原因吧。

   解放周末:但您也指出,其中有一些犯常识性错误的剧本。这些剧本是出自没有经验的“外行”,还是说,职业编剧可以驾驭其他类型的电影,但科幻就不行了?

   王红卫:前者居多,主要是大量外行涌入。也因为去年《流浪地球》太火,让许多人注意到科幻这个类型,形成了巨大的话题量和影响力。有些人认为科幻是风投,是机会。

   也有一些人原本是科幻爱好者,此前没有与影视相关的从业经验,可能只是写写小说、看看电影。忽然之间,感觉自己爱好的东西大银幕上正在流行,那不如转行写电影剧本试试。

   相对而言,职业编剧写科幻的是最少的,他们或许不会犯剧作上的常识性错误,但是科幻内核不足,大多只是披了件科幻的外衣而已。

   这3类人,比例大概4:4:2。

   解放周末:这次的创投项目中有几个令人印象深刻。比如,有一个故事内核是从单车坟场延展开来的。有一个项目,用对外太空的向往,勾连起青春怀旧与中年危机。

   王红卫:总体来说,可以用“多元化”来形容。这次我们看到的项目,并非全是硬科幻,一部分人正试图拓展科幻题材的边界,用不规范的界定来说,有“心理科幻”“数学科幻”“语言科幻”等,林林总总。

   科幻片绝不只有太空、人工智能等几个既有类型。我非常鼓励中国电影从本土社会文化出发,进行科幻尝试。中国科幻热掀起之后,应该有更大的空间,给年轻人尝试更多的新东西。

   解放周末:但社会舆论似乎更关注“硬科幻”。有人认为,能拍出成功的硬科幻电影,意味着我们的科技、文化、工业体系达到一定的综合水平。更多寓意和期待,其实是在电影之外。

   王红卫:就硬科幻题材来说,我们目前的人才储备、工业储备是严重不足的,支持不了几部。可能还找不出《流浪地球》以外的第二个比较成熟的团队。

   再者,我不喜欢用“弯道超车”这样的词去灌鸡汤、画大饼。但无论是生产者还是观众,大家都在迎接一个科幻电影时代的到来,只要适合这一代年轻电影人的创新,都值得鼓励。

  多做几部成功的电影,比说一万句话管用

   解放周末:近两年,谈到科幻电影,谈论技术的内容多了起来,比如“虚拟棚拍”“后期前置”等。是因为《流浪地球》的成功刺激到了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成长?

   王红卫:工业体系涉及意识层面、技术层面、制度层面、管理层面等多个方面。一般来说,科幻类型片对工业体系的刺激比较大。这是因为一部科幻大片涉及非常复杂的流程、分工与团队合作,不可能靠导演一人之力去完成。

   《流浪地球》是在剧本走到一半时,概念设计、特效创作等就已经介入。如果剧本全走完,再一步步来,估计到现在还没上映呢。它的成功,让大家开始意识到电影有工业属性,大制作类型片需要按照科学的方式工作,制作流程渐渐被业内重视。这是影片带给电影工业体系的良好促进。

   比如,我国的特效公司MORE VFX,在《流浪地球》之前已经制作过大量电影特效。但是前面那么多部加起来,都不如一部《流浪地球》出名,公司因此快速被人熟知。大家终于不再小瞧中国特效工业,也意识到特效不再是“打补丁”的活儿。

   解放周末:听说郭帆团队、宁浩团队的核心人才,在电影完成之后都散落在中国各大类型电影的创作中。

   王红卫:这些个体就像种子。

   工业体系怎么建立?撇开钱不谈,它不可能靠政府制定出来,不可能靠专家呼吁出来,不可能靠学者设计出来。第一,需要整个行业具有工业意识。第二,需要有能力的人,踏踏实实在各个岗位做事,系统才会逐步生长起来。

   给予一定的时间和空间,等待种子发芽。这些人的散落,最终会对电影工业系统的成长和完善起到关键作用。

   解放周末:也有人总结,好莱坞电影是制片人中心制,而我们是导演中心制。对科幻电影而言,哪一种制度更好?

   王红卫: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。

   卢卡斯是好莱坞现代科幻电影产业奠基人,他开创性地执导了一部科幻作品,但此后就转做出品人。他既是导演中心制,也是制片人中心制。我曾经和郭帆开玩笑说,你不如接下来也做卢卡斯。

   当一部电影具有开创性时,主创团队往往身兼多职,出现导演、制片合二为一。而当行业的门被推开后,主流科幻电影可能还是朝制片人中心制发展更好。因为科幻电影需要的工业体量太大,导演以个人之力难以完成,需要制片人在其中各个环节进行流程把关、策划、协调资源等。

   目前,我们行业内并没有多少在好莱坞有过长期经验再回国的人才。前几年可能有,这批人水土不服走了。现在生存、活跃的人才,都是自己一步步摸索出来的。

   有些人喜欢一窝蜂、赶潮流,追求“宏大叙事”,但做比说更重要。如何打造中国自己的电影工业体系,多做几部成功的电影,比说一万句话管用。做多了,才能知道它究竟是什么,才谈得上进一步发展和研究。

   解放周末:怎样才算“成功的电影”?

   王红卫:我自己认为做出的是一个好作品,不是来自别人的评价,也不是来自票房的表现。我不太在意外界的声音。如果一部好作品,还能票房大卖,那就是饭后甜点。但是否吃饱了,首先取决于自己的感觉。

   《流浪地球》最后看到成片的那刻,我心里觉得差不多行。即使最后没有大卖,我对我们这个团队也是满意的。

   解放周末:类似的项目还想继续挑战下去吗?

   王红卫:肯定想。喜欢玩的人,一定会喜欢新的东西,想打破纪录,追求新的刺激。

  “青葱计划”的初衷,就是为了帮助这批“野生”苗子

   解放周末:电影产业归根结底还是人才问题、教育问题。作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师,您会把近几年科幻电影的发展内容融入课堂教学吗?

   王红卫:基本上我参与过的片子,上课时只字不提。

   解放周末:为什么?

   王红卫:我是老师,不是作为业内人士去学校分享实践经验的。

   我个人认为,每一部片子的成功经验都是个案,都只是这部片子的成功。艺术创作领域不存在可复制性,一件事归一件事。老师教的最主要、最重要的东西,是“基本真理”,是特别基础的东西,不应该是个案。

   解放周末:学生毕业后不能直接为行业所用怎么办?

   王红卫:毕业和真正开始做导演,中间必然隔着很多年。这很多年需要自己磨炼。大学不是职业培训机构。老师教你基础的意识和手艺,毕业后你能做什么,在行业内承担什么角色,需要凭你自己继续成长。

   解放周末:这个时代的学生与20世纪90年代怀揣电影梦的学生有没有什么不同?

   王红卫:有变化,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现实点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,上电影学院的机会非常难得,录取率很低,大家特别珍惜,愿意克服各种困难,付出努力。可以说,入行成功率更高些。

   现在有些孩子文化成绩上不了一本院校,估摸着能上中戏、北影也挺风光,就报了电影学院,说起来似乎不比一本院校差。这部分孩子可能不是真的喜欢艺术,而是带有功利性、权宜性的考量。当然,有梦想的孩子也有。

   我经历了“70后”“80后”“90后”“00后”四代学生,整体感觉是,就创作天分、克服困难的毅力等而言,代与代之间确实有差距。这是时代的不同吧。

   解放周末:您同时也担任了扶持中国青年电影导演的“青葱计划”理事长。对培育优秀的苗子,您似乎还是有一份热情的?

   王红卫:10年来,我参与社会活动、创作活动时,确实发现了不少“野生”苗子。

   他们当中,有些人可能高中都没毕业,有些人的专业不是电影艺术,有些人是拍婚庆出身的,大多没有受过顶级专业院校的训练,但是他们的天分、热情、意志力,可能整体优于院校的学生。他们只能来蹭我们导演系的对外公开课,但这些“蹭课生”的表现往往很精彩。说实话,我更愿意帮助这些“野生”苗子。

   另一方面,技术门槛日益降低,电影产业也需要更多人才。供需矛盾下,“野生”苗子的机会增加,更容易被我们看到。“青葱计划”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他们。

   解放周末:您判断某个导演或主创能否成才,或者某个电影项目能否成功,有标准或规律可循吗?

   王红卫:靠直觉,直觉其实应该是模糊化的经验吧。所谓的标准或规律,我如果想“白呼”很多词也行,可一旦落到字面上,又总觉得有偏差。艺术领域的事,很难用定量描绘、用语言表达。经验和直觉很重要。

  科幻电影是人类对整个宇宙的造梦,对世界万物想象力的释放

   解放周末:最近您是有意将这一阶段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科幻电影上来吗?

   王红卫:我没那么深谋远虑,就是碰到啥事做啥事。

   科幻在电影中只是一个类型,但它已受到得天独厚的优待了。这几年,有科幻电影节、电影周、电影论坛,几个月前,国家还提出“科幻十条”,大力扶持。但目前还没有主流的比如悬疑电影节、动作电影节等等。这是科幻电影的幸运。

   解放周末: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,从小耳濡目染,有机会看到全球各类科幻作品,在此熏陶下,对科幻亲切熟悉,建立了一套审美理念和观影标准。您作为“65后”,怎么会对科幻题材感兴趣?

   王红卫:得益于家里的藏书,上小学之前,姐姐有一套凡尔纳的小说,包括《海底两万里》等,还有一些科普书,是我的科幻启蒙。所以算是少数从小就接触过科幻的“老头儿”。

   改革开放之后,中国掀起过第一拨科幻片的高潮,比如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等。现在很火的美国科幻剧集《西部世界》,改编自1973年的《西部世界》及1976年的续集《未来世界》。而20世纪80年代,《未来世界》作为优秀译制片,曾被引进放映。我小时候有幸在电影院看过,留下深刻印象。包括后来的《星球大战》系列等,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  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,这拨热度就过去了。随着长大,科幻这件事情就被渐渐遗忘了。如今,中国商业电影崛起后,科幻大片出现了可能性,小时候埋下的种子苏醒了。

   解放周末:所以您曾说,中国未来的科幻大片创作者一定是“80后”及以后的年轻人。

   王红卫:对,必须是从小看科幻长大的一代人。科幻作品往往是基于少年时期的喜爱,长大后才更能做出一番成就。美国和欧洲的一代科幻大师基本都遵循这条规律。好莱坞第一拨科幻高峰始于20世纪50年代,后来所有的科幻概念,基本都可以从这批作品中找到母题。全球现在的知名科幻片导演,当时正是青少年时期,可以看出其中的某种代际规律。

   在中国,生于1980年以前的人,如果没有从小的际遇和熏陶,很难拍出科幻的艺术感觉。当然可能会有个例。但整体而言,未来的中国科幻导演,诞生自“80后”及更为年轻的一代人中。

   解放周末:目前,影视界“80后”导演已经崭露头角了吧?

   王红卫:已经是中流砥柱,但是拍科幻片的不多。可能不光是导演的原因,主要还是好的剧本和项目比较稀缺。

   解放周末:当下的网络小说给影视界提供了诸多剧本雏形。科幻片有没有想过从中大浪淘沙?

   王红卫:全世界的科幻电影都有一个创作规律:原创较多,改编较少。一般而言,现实题材、个人传记、社会题材等从小说改编而来的案例较多。而非现实类题材电影,原创剧本更多。从规律上讲,科幻还是需要原创。

   解放周末:有了科幻的观影人群,才有科幻片的持续发展。近年来,年轻人对幻想题材的接受度和兴趣变大了。类型片的兴衰背后是否也和社会发展、时代背景有所关联?

   王红卫: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古今中外,就会发现,中国古代的志怪传奇、诗词歌赋,大多是寄托浪漫幻想的。再看西方,经典文学作品中也有许多神话传说、寓言故事。从更长的时间轴来看,文学、艺术的创作中,虚构幻想的比例或许更高一些。

   解放周末:有人说,这是人类基因里的天性。

   王红卫:能想象不存在的事物,能描绘未曾见过的东西,大脑的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,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。无来由的想象力,是人类这个物种特有的天赋,不应该被压抑。而电影的魔力就是把大脑凭空想象的世界,最大化呈现在所有人面前。

   科幻电影是人类对整个宇宙的造梦,对世界万物想象力的释放,因此能得到更宏大的、生命意义上的共鸣。从各个层面来说,想象力无远弗届,我们的未来就有多种可能。记者 龚丹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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